伊朗境内核设施是否会遭袭？以色列曾千里偷袭伊拉克
声誉罚的要义在于信息高效流动，而现代食品行业与公众之间的信息鸿沟使得消费者很难自发形成强有力的声誉机制，因此规制机关应当以食品安全信用档案为中心，建立全程整合信息生产—分级—披露—传播—反馈的法律制度系统，确保企业违法信息迅速进入公众的认知结构，为消费者及时启动声誉罚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散杂居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较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更加复杂和困难，也就更需要统一的、有效的法律保护。当前我国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进行保护的现状可以归纳为政法并立，政法不分。
对于这一点可以分别从两个维度进行衡量。[③]事实上，在许多西方国家，义务教育制度都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我国立法技术粗糙，与法治发展水平、立法体制、立法人员水平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除了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之外，在其他各门各类立法中几乎都有明显的印记。虽然我们不能指望全国层面的法律对每项有关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制度都作出具体的操作性规定，但从立法分工的情况来看，法律一级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尽量周延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基本内涵范围，为下级立法的补充和细化提供依据。其次，散杂居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问题。
有学者也曾对此进行过专题研究，参见湛中乐：高等教育与行政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在质上，上述法律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规定缺乏实际操作性，看上去与宪法条文的宣示状态并无本质差别，更未规定相关的法律责任与之相适应。基于公共利益导向，城市更新除了对城市风貌和建筑的改造外，未来应将重点放在整体利益的城市更新。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本身亦同样有滞后性及不周延性之虞，如在城市更新的目标定位、权利保障和程序规范等方面，其可能的滞后或空白亦有可能导致城市整体再发展的目标难以实现。与此同时，专门制定《城市更新法》，系统性规范城市更新活动，做到城市更新有法可依。一般在城市旧城区改造过程中，由于老城区住宅存在产权过度细分、业主人数众多且就改造意愿和改造方案等建立的征询制度门槛较高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社会资本通常认为旧城区更新的利润空间有限，转而偏向于投资拆迁成本较低的旧厂房，或者容积率及奖励政策更为优惠的旧村庄改造。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存量土地再开发利用必须在国有建设用地上进行，集体建设用地虽可依法流转，但其使用功能受严格限制，且不能进行商品房开发。
四、我国城市更新立法完善的框架、原则与基本制度 如何在城市更新中最大限度促进公众参与，保障和实现城市公共利益，切实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首先仰赖于立法完善。概括而言，在当前国家部门法缺位的情况下，我国各个地方通过政策创新、规范性文件以及地方政府规章等形式，为城市更新在启动、补偿、主导和激励等四方面建立了基本模式： （1）多数决机制为主的城市更新启动制度。
鉴于政府人力与财力的限制，旧城区更新完全由政府推动也不现实，但政府可以采用更优惠奖励去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甚至是成立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共同投资的更新公司，以有效利用各方面力量，共同投入无市场利润的旧城地区城市更新。即便按照《城乡规划法》城市规划层面的公众参与范围和时间，在旧城改造的实际情况中，鉴于部分弱势群体在规划体系中没有提案权，没有程序渠道在城市更新区域的划定、规划设计参与决策中表达意见，因而实践中公众实际上难以有效参与更新决策。而社会公众则通常处于弱势地位，公共利益难以保障，并且不得不承受更新成本的二次转移。城市更新虽然通常由政府拟定计划，但其实施主要依赖原权益人自主开发、自主改造的方式进行。
鉴于土地征收或收回时，原权利人已经获得规定的补偿，故土地收归政府后，政府成为土地使用权出让主体，出让收益归政府所有，而原土地权利人则丧失对土地收益的分配权。自主改造制度对土地出让管理的突破，成为各地方政府推动城市更新的最重要制度。而城市更新所伴生的一系列新型且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样需要法律的明确指引与保障。然现行各地方城市更新制度中并未突出公众参与问题，相关规章和文件中并无公众参与的程序性规定，通常仅是涉及这一概念，但在制度中基本不涉及具体程序。
然实践中，由于各地方立法或规范性文件缺乏明确的公共利益原则制约，导致各地城市更新在具体实践中，普遍存在利益分配畸形、市场利益取代整体利益以及对弱势群体保障不足等问题。质言之，现行城市更新立法缺乏对城市更新区域内的外来务工人员、低收入租房人群等弱势群体的保障。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第43条就建设用地的范畴、使用程序等原则性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6]宋立焘、邬松：《中国城市更新运行机制失衡分析》，载《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改了《国徽法》中第13条关于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实质内容没有改动，只是因为2005年颁布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原条文中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表述显然不妥，所以，予以删除。陈学勇：《林徽因和新中国国徽》，摘自其著《莲灯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载《党政论坛（干部文摘）》2009年第10期。几十年之后，张仃自己解释道，天安门广场既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彩色仅用金、玉、红三色。先是地球，后改为天安门，配以齿轮、嘉禾、红绶。[18]可见，就当时情境与毛泽东的认识看，第一，国徽不似国旗、国歌般重要。
天安门还是刚刚举行过开国大典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同天安门有关，所以我就把天安门设计进了国徽。[10]参见李兆忠：《玉璧与天安门——关于国徽设计的回顾与思考》，载《书屋》2010年第2期。
同时在图案处理上感觉有点不满意，即是看起来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所以，清末没有制作的念头，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制作了，也都是政府决定，没有通过议会议决，而且，都没有引起学者的关注，研究文献极少。
[17]因此，启动了新的立法。（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 1949年7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由翦伯赞、蔡畅、李立三、叶剑英、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张奚若等组成的国旗、国徽评委会。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制作说明》，第5条规定：国徽之涂色为金红二色：麦稻、五星、天安门、齿轮为金色，圆环内之底色及垂绶为红色。[6]8月24日，国徽评选委员会向全国政协报告：因收到的作品太少，且也无可采用的，已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参见张卉聪：《对我国国徽法相关问题的思考——兼与〈俄罗斯联邦国徽法〉比较》，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8期。……而天安门西洋人能画出，中国人亦能画出来的，故这些画家所绘出来的都相同。
[12]正如林徽因等人在《拟制国徽图案说明》所言，设计人在本图案里尽量地采用了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以表现我们的民族文化。[21]有学者主张，第12条中悬挂的国徽由国家指定的企业统一制作修改为悬挂的国徽由国家认定的有合法营业资质的企业制作。
也是后来秦佑国和李兆忠撰文交锋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按照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制作说明》制作。
（4）新中国时期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来自于对北大法宝数据库的检索（以国徽为标题关键词），同时参考了中央档案馆所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18]参见秦佑国：《梁思成、林徽因与国徽设计》，载《建筑史论文集》（第11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参见金建陵：《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的胡允敬》，载《档案与建设》2009年第9期。第二，通过程序上也可以不由代议机关，而是交给政府。至于何种场合、何种事项必须使用国徽，没有明确规定。毛泽东说：国徽是否可慢一步决定，原小组还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1] 1912年8月，当时就职于中华民国教育部的鲁迅、钱稻孙、许寿裳三人受命绘制国徽图案，由钱稻孙绘图，鲁迅执笔说明，于8月28日完成，1913年2月发表。1991年3月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颁布主席令，予以公布，自1991年10月1日起施行。
没有争议的是，国徽最后的定稿，融合了上述两个设计小组的智慧。进入专题： 国徽 。
图案取自党旗，其政治趣味与国旗是一样的。有关国徽的规范性文件，我们共检索到22件。
